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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與支持

1994年,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史蒂芬·波戈斯(Stephen Porges),根據達爾文的觀察和140年來的科學發現,提出了多層迷走神經理論。多層迷走神經理論讓我們更精確地理解,身體如何根據細微的內在感覺,外界的聲音和面部表情的交互作用,判斷安全和危險。這解釋了為什麼溫和的面部表情和安撫人心的聲音可以奇跡般地改變我們的感受,也解釋了為什麼當我們知道生命中重要的人看著或者聽到我們時,我們會感到平靜和安全,以及為什麼被忽視或蔑視會使我們陷入憤怒或精神崩潰。這也讓我們明白,為什麼集中注意力與另一個人共鳴時,會讓我們遠離混亂和恐懼的狀態。


簡單來說,波戈斯的理論讓我們超越了戰鬥或逃跑反應,而把社會關系放到了我們理解創傷的中心。波戈斯理論暗示了治療創傷的新方法——重點是強化調節喚起的身體系統。


人類非常擅長根據自己周圍的人和動物調節自己的情緒。即使諸如眉毛上抬,眼角皺起,嘴角彎曲、脖子轉換角度,這些細微的變化都表示了我們是否舒適、懷疑、放鬆,或因其他人感到害怕。我們的鏡像神經元會記錄下這些訊息,然後根據這些捕捉到的訊息,在我們的身體內部進行調整。


我們臉部的肌肉也會同樣告訴他人,我們是平靜還是興奮,我們是心跳加速或心跳平緩,我們是准備襲擊還是馬上逃跑。當我們接受到來自他人的信號,「你和我在一起是安全的」,我們就會感到放鬆。如果我們足夠幸運,在親密關系中,我們在看著對方的臉和眼神時,也會感到充實、支持和治癒。




我們的文化要求我們關注個人的特殊性,但在更深的層次,我們幾乎無法作為一個獨立個體而存在。我們的大腦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成為群體一員而存在的。即使我們只有一個人,我們也是群體中的一員:無論我們是在聽音樂(音樂是其他人創作的),在電視上看棒球比賽(我們的肌肉也跟隨著運動員的奔跑跳躍而緊繃),或在準備銷售會議上的材料(要考慮老板的反應)。 我們大多數的能量都耗費在如何與他人建立聯系上。


如果我們去看那些精神疾病的診斷標准,我們會發現所有的精神疾病都包括無法建立有意義的,或令人滿足的人際關系,或難以控制喚起(一般是習慣性易激惹、情感麻木、 過度興奮或者混亂),或者是兩者混合。這些診斷標準試圖使用正確的藥物去治療「疾病」,而把我們的注意力從如何作為部落成員的問題轉移開。


幾年前,我聽哈佛退休兒童心理學教授傑羅姆·凱根教授說起,每件惡行的背後都有上百善行與之關聯。他總結道:「是仁慈而非惡意,更有可能是我們種族的特點。」能夠在他人身上感覺到安全,也許是精神健康最重要的一點:安全的聯繫是有意義的和令人滿足的生活的基礎。世界上無數的研究災害應變的研究都表明,社會支持是最有效應對壓力和創傷的方式。


社會支持不僅僅意味著陪伴,最重要的是互惠:你要真正地聆聽和觀察我們周圍的人,感覺到我們真正地被其他人在意和牽掛著。我們需要深深地感覺到安全,我們的生理狀態才可以平靜下來,療愈、以及成長。沒有醫生可以開出友誼和愛情的藥方,因為這些都是複雜和難以獲得的技能。你不需要擁有創傷,就能在派對上與陌生人單獨相處時感到難為情甚至驚恐。但創傷會把世界變成外星人的群落。


很多受過創傷的人會發現他們長期無法融入。一些人覺得在與有類似背景的人交往時感到安全,例如擁有類似的戰場經歷、強暴,或被虐待。創傷性經 歷和受害者背景會提高一個人尋求孤獨的傾向,但他們可能會因此無法感知人與人之間的個體差異:成員只有能在共享一些共同守則時才可以成為共同體。 自我孤立並自我定義為狹隘的受害者群體,會讓人感覺到與他人毫不相 關甚至是危險的——這往往導致進一步的自我異化。幫派、極端政治組織和 邪教也許可以提供慰藉,但他們幾乎不能提供足夠的心理靈活性以幫助他們 的成員投入生活,也無法將他們從創傷中解脫。



摘錄自 身體從未忘記

巴塞爾 · 范德考克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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